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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翠湖》剧照

卞灼是云南人，

毕业回国后从没上过班，

一直跑剧组接活。

有储蓄，不买房，不规划未来，

过得很潇洒。

为了拍这部“自己的作品”，

他几乎花光了积蓄，

也因压力患上严重的焦虑症，

并在整个过程中学会了和焦虑症相处。

一条与卞灼对谈

一条在上海和卞灼对谈，

他说这个影片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

就是补全了自己和家庭的一些遗憾：

外公从未来得及说出口的话，

东亚家庭隐匿的亲子问题，

和流动在三代人之间的爱意——

这些表达，

让卞灼的家人和影院的观众，

都得到了一次情感的释放。

自述：卞 灼

编辑：阮思喆

责编：陈子文

外公的日记本，以及外公外婆最后一张合照

“元勤，我好想你。”

毫无防备地，卞灼看到了外公对外婆的告白。

那时他正因股骨颈骨折，躺在昆明的老房子里休养。被伤病困住的日子，他翻出外公去世后留下的日记本，上面的字迹潦草不清，需要一行一行辨认。

说是日记本，实际用的是卞灼小学作文比赛时的奖品练习册，上面赫然贴着一颗金色五角星。

元勤，是外婆的名字。十几年前，卞灼参加高中会考的早晨，外婆突然发病离世。赶到医院时，外公一个人蜷在角落里。外公一直是沉默的，那天，他指间夹着一支没点燃的烟，抬眼看了看外孙，点头示意病房的方向。

外婆走后，家里的人各自交换着思念。只有外公，一如既往地安静。似乎没有人会去找他倾诉什么，至于外公自己的情绪，更是小辈从未思索过的东西。

外公常在日记中思念外婆

直到藏着心事的日记本被翻开：

“元勤，不久，我必将与你长眠于地下。”

“睡觉时感觉牵到你的手了，你是不是回来看我？”

“在她身侧有我半边之地，墓碑上我与她依靠在一起。”

……

飘摇，是卞灼对外公这十几年的概括。三个女儿孝顺，孙辈围绕身旁，看似圆满的家庭结构，却无法填补失去伴侣后的空洞。他一面感激家庭的完整，另一面却越来越想去陪伴元勤。

家庭聚餐过后，外公在日记中分析外孙出国的利弊

这是他在家里从不会说的

日记本成了他和元勤对话的窗口，他在里面写思念，也写生活。饭桌上，女儿、女婿们讨论孩子出国的事，回到房间后，外公写下他的看法：先要考虑经济问题，够不够负担四年学费；还有胖胖（卞灼）本就体弱，如果出去不适应新环境怎么办……

家族的日常，被一篇一篇记录下来。而这是第一次，以外公——这个从未出现在家族意识中心的老人的目光，去看待这一大家子。

《翠湖》剧照

合上日记，卞灼萌生了创作《翠湖》的想法。他把外公的日记改编成剧本，把真实的家庭结构直接搬进银幕，甚至保留了部分真实的名字，外婆叫元勤，自己仍叫胖胖。

影片以一位丧偶老人为核心，妻子离世后，他第一次动了再谈恋爱、并与女友相互养老的念头，却遭到三个女儿一致反对。于是，他继续在三个女儿家轮流居住，像许多中国家庭中的老人一样，被“平均分配”。

不同屋檐下，他静静观察着三个家庭的运转。摇摇欲坠却相互依靠的中年婚姻，或看似自由却悄悄为整个家承担压力的年轻小孩。老人试图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成为三个家庭之间的黏合剂。

以下为卞灼的自述：

外公外婆（最左两位）年轻时，与家人的合影

外公的父亲是云南人，一家人辗转去到了上海，外公就出生在黄浦江边上，所以叫“生浦”。当时家里开了个毛巾厂，生意还不错，但后来日本人打过来，他们不得已就回到了云南大后方。

他其实内心非常强烈地认可自己是一个上海人，一旦遇到一个上海来的游客，他就会抓着人家说说说、一直说、狂说。而且他出门要特别板正，梳个油头，然后特别喜欢穿那种夹克马甲、西裤皮鞋。

有过一些历史问题发生，外婆救了他两次命，所以他们两个一定要在一起。外婆家是回族，他们谈恋爱的时候，外婆家特别反对，最后被逼得实在没办法，就让我外公一定要先入教，才和外婆结的婚。

2005年春节，外公外婆在全家团聚的年夜餐桌上

过去的经历对外公伤害蛮大的。虽然他在世的时候，是在警官学院里教法律和英文，意味着他其实挺能说，但印象里外公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。

但我外婆给我的感受是截然不同的，如果用颜色来表示，我外公可能是褐色的；我外婆就是鲜红色的，非常活泼的小老太。每天早上起来，都是最开心的时候，她会从房间里跳着跳着出来，问我要不要吃早点，她给我煮个面。

包括她走的那天，也是这样。但那天我要去考试，我说我吃不了了。刚说完这句话，正要走，她就开始发作了。

影片中，外公和他的新女友

这是我第一次经历亲人的离世，突然觉得，有很多事情没有来得及去做。但起初，我并不觉得外婆的离世对外公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打击，因为他后来也去找过一些女朋友，我以为对他来说，是人生另一个阶段的开始。

直到2019年，我看到了外公的日记本我才知道，外婆的离世对他产生了那么大的打击。

卞灼小时候与外公外婆的合影

现在想起来，他们其实就是一体的。小时候每天晚上放学回去，就会看到外婆坐在沙发的同一个地方打毛线，电视开着，我外公在打瞌睡。这是我对他们两个人最深刻的印象，像左手右手一样。以至于后来，沙发上外婆经常坐的那个地方，都坐出一个印子来。

外公外婆，和他们的三个女儿

外婆离世之后，在一起的那五、六十年的静止的回忆，压在了尚留在世的那个人身上。那段时间，对我外公来说，他在寻求在一个没有外婆生活的世界里，他该如何再生存下去。

他在日记里常写，睡觉的时候，感觉自己还牵着外婆的手，这说明他们50年来，每次睡觉手都牵在一起。我其实本来拍了这个片段，但后来我觉得这个细节里，有太多无法被看见的情感，如果转换成影视语言，放在《翠湖》清淡的表达里，就有点不到位。

影片中，卞灼用了许多镜中影像

以模仿过世的外婆视角，凝望着一家人

影片里，我让我的摄影机扮演了去世的外婆，我希望用她的眼光来看待这一家子，也能够一直陪着他们。

这部电影，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，就是补全我的一些遗憾。

最大的遗憾，当然就是我外公来不及说的话。他在日记里写了很多他对于女儿们、和我们小辈的关照。

老了之后，其他家庭成员会以爱之名跟他说：“你年纪大了，你好好休息，好好去玩，这些事情不需要你操心了。”潜移默化地，家族里的老人逐渐变成了家族的旁观者。

外公和年幼的卞灼、卞灼的表哥

对于作为独生子的卞灼来说，表哥是儿时最好的玩伴

其实那个时候，外公他看出了我和我表哥、表姐三个人藏得比较深的情绪。有一句话，写得非常非常戳我，他说他看到了胖胖心里的苦闷，他会想一些办法，但是不知道该怎么样跟我说。那段时间，我特别迷茫，觉得没有人理解我，但其实是有的，只不过我们都不知道该怎样去交流。

中年那一代人，真的会遇到很多问题。

他们对于婚姻的道德枷锁要重一些，可能结一个婚，基本就不太愿意再去考虑离婚这件事，因为代价很大。于是欲坠不坠，想变又不敢变。

人到中年，面对的经济压力是最大的。在那之前，如果没有积累到足以自由的财富，可能会面临到失业、房贷、养老的问题，所有东西一股脑地冲过来，变成某种情绪的发泄，被带回到家里面。

甚至如果家里有小孩，他们或许会打着为小孩好的名义，去做自身不如意的逃避。这可能也是我们现在遇到的，所谓“原生家庭带来的伤痛”的其中一方面。

我印象很深刻的一件事，小的时候，我在蹲马桶，我妈会突然把门打开说，“我给你切了点水果，你要不要吃点？”这其实是个非常恐怖的场景。直到现在，我这把年纪了，我妈还经常叫我小狗儿、小宝贝，这个昵称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下，常常让我恨不得找个洞钻下去。

都是“为了你好”，这个就是独生子所要承受的压力，父母和小孩之间没有边界感。但唯一能够倾注所有的爱的血肉之躯只有一个，你怎么办？

我实际花了很多时间跟这种状态去做对抗，你可以把自己重新养一遍，但是要完全脱离，我觉得很难，只能想办法伴随着它成长，然后让自己逐渐脱离出这样的叙事语境。

三代人的共同点是，都不太会表达爱。我们中国人很多时候表达爱，会用一种冒犯对方的方式。特别流行的一句话，如果你们是一对夫妻，从来没吵过架的话，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是有问题的。

这也是我对家的其中一个定义，在家的时候你可以发疯，可以做一些情绪输出的举动，家它天生就可以包容你。爱意可能无法被看见，但它变成了生活的一部分。

但因为是以一种冲突的方式来表达，而冲突的时候，我们是口不择言的，所以肯定是有伤害的。很难去界定，哪个好哪个不好。只是我觉得，如果家是一个容器，而我们习惯性地把负面情绪倾泻到这个容器里，那它会变得极度冰冷，我们可能很难再去里面寻找一种温暖的感觉了。

所以这部影片也补全了我自己身上的遗憾。每个小辈的角色，都倾注了我在现实生活里不太会去表达的东西，比如对于家庭阶级性的控诉，对母亲的控制欲的反抗。而小胖这样一个角色，他是一个表达比较自如，也比较善良真诚的小孩，我也希望通过这个方式，让他们知道，我小的时候其实不是那么讨厌你们。

卞灼在美国读书时，学习电影制作

初回国时，卞灼到处跑剧组，做摄影师

我从来没有上过班，一回国我就在跑剧组，有活来我就拍一拍，从来没有拿过死工资，也不知道那是什么感觉。拍《翠湖》之前，我有存款，没有买房，所以过得挺潇洒的，想去哪玩也就可以去哪玩，除了不能买豪宅、不能买豪车以外，生活方面我还是挺开心的。

我是一个很少考虑未来的人，但口罩期后，很多之前定的组，后来都开不了了，挺沮丧的，未来好像有一条路径逐渐变得明晰了起来，就是变成流浪汉的路径。我说那就算了，变成流浪汉之前，先拍个自己想做的东西。

拍这部片子花了200多万，全靠自己的钱和家里人的支持，反正就是把我这些年的积蓄给花得差不多了。刷爆一张卡，储蓄卡，算是有底线的冒险，最差不要欠钱。

剪辑这个影片的时候，我患了很严重的焦虑症，直接到躯体化。我一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，以为是自己心脏出了问题，可能立马要猝死了。发生了两三次之后，我去医院看了看。

医生说你去精神科看一下，后来就知道了，是焦虑症，还知道这个症状它不会让你死亡，只不过突然袭来的时候，你要特别痛苦地去忍受这一切。症状过去之后，我会在心里默念个一两千遍“你不会死”，用这种心理暗示来做一种消解。

上影节获奖，卞灼从里侧坐席走出来

和路过的每个团队成员拥抱

我没有吃药，就这么扛着，结果上影节拿奖的时候，症状神奇地消失了。

上台领奖的时候，身体自动跳了起来。我原本是坐在最外面的，结果团队小伙伴说你要挪到最里面去，我说为什么，这样子不是出来很不方便？他们说就是要你出来不方便，这样如果拿奖的话，摄影机在你身上会多停留一会儿。我说这些人真的是有经验，我就挪进去了，最后确实是走了好一会儿才走到台上。

直到我开始要促进影片上映，焦虑症的症状它又回来了。但它再次回来的时候，没有以前那么汹涌，反正我现在已经学会如何和它相处，也不会为此感到很困扰。

卞灼小时候和父母的合照

因为写剧本的时候，我把腿摔断了躺在家里，需要我爸我妈照顾，所以他们就知道我在捣鼓些什么东西。跟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：不要把我们写得很坏；第二句话是：不要暴露家族秘密。

第一句话我能理解，第二句话我就很不理解，什么叫家族秘密？难道我们家是亿万富翁，但是你们一直不让我知道吗？

卞灼和父母

后来我坚决不让他们干涉我的创作，剪辑的时候，其实也没有让他们看，直到在上影节首映，才把他们拉过去。看到之后又哭又笑的，挺好的我觉得。

我印象最深的，是我大姨妈跑过来说，“我没有里面那么凶嘛”。她是笑着和我说的，我知道她没有在怪我。然后她说，我大姨夫本来以为自己没什么感觉，但是出片尾的时候，音乐响起来，他突然开始号啕大哭，其实是让我深感安慰的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我应该真的是替他们做了一次情感的释放。